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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娱乐振奋谈、也晓得法源寺
急速飞驰 2019-02-20

  2015年8月的一天,王恺在家里写完《侯孝贤的戏梦人生》——他作为《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的最后一篇稿子——便给主编打了个电话。

  王恺几位在三联的老同事都觉得,他的离职非常突然。从2010年就开始与王恺合作的摄影记者蔡小川,虽然偶尔会听到他发牢骚嚷嚷着要转行,但没当真,“那几年纸媒不景气,大家都在聊转型的事儿,我一直以为他是自嘲,是开玩笑的”。

  但王恺不仅真的离开了《三联生活周刊》,还在2016年6月16日正式推出了直播项目“日刻”。

  “我很害怕人生的单一不变”,王恺对刺猬公社说,自己从记者时代到现在的新媒体创业一直在怀疑,自己所做的内容到底有没有价值、价值点在何处、怎样能变得更好。

  200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之后,王恺由于历史系硕士出身,幸运地凭借抗战系列报道被时任主编朱伟注意到,并在之后快速成长为这本周刊的主力记者。

  而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进一步让朱伟看到了王恺身上与其他人不同的潜质。

  当王恺进入震后的北川县,山体仍在滑坡,余震还在不断发生。一开始,他并没有感觉害怕,“看到死亡之后才慢慢意识到恐惧”。

  看到救援人员在挖人,王恺想参与救援,但他只敢拿棍子去敲倒塌的建筑,“当时不能够跟救援人员对话,会让人想哭 。”之后的几天,王恺几乎丧失了采访的能力,仅仅与别人聊几句就到达了精神的极限,更不要谈写作了。

  几天后,王恺从情绪中勉强走了出来,分两日写了两万字的报道。时至今日提起这个话题,他对上版的稿件依旧印象深刻——“我会强调尸体的味道。我觉得是有点火焰的那种焦味,有口红的香味”——朱伟删去了这段描述。

  “他还是觉得新闻报道要有所克制吧,那句话可能让他感觉到了冒犯”,但王恺补充说,“我的稿子是让他哭得最多的”。

  朱伟在王恺早年间文集《文艺犯》的序言中回忆道,王恺的稿件“呈现出更真实的撕裂之痛。从灾区回来,他的心灵刻痕也是最深的”。他认为,“这种刻痕来自情感的过激反应”,而根源在于其“心扉脆弱”,朱伟将王恺的采访写作能力总结为“感知”,而不是靠逻辑推演和意象。

  编辑王恺的文章,常让朱伟感慨,“他竟能把一个个平行着的感觉,硬就混杂死缠在一起,还难分难解,颇有密度”。

  2012年左右,王恺被调往文化部,同样刊发了很多重要的报道,后来,三联的所有茶刊几乎都出自他之手。蔡小川觉得,王恺采访台湾、日本的茶道大师的方式不像一般的记者,“他们能玩到一起”、“像在对话”。

  解致璋、廖宝秀等台湾茶人虽然在茶道界名声显赫,但在王恺之前却从未接受过采访。这些茶人接受采访并非因为王恺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而是因为“他的个人修养”。

  这还致使三联的几期茶刊在淘宝上涨价几十元,因为“有价值贡献”:“大陆茶人没什么机会了解这些信息,全靠学习王恺的文章”。王恺的一位同事评价说,王恺的文章很特别、甚至有些“另类”,“他写的茶刊像AV一样,能勾起人的欲望”。

  虽然昔日同僚都很佩服王恺的写作能力,但事实上,王恺在升任主笔之前,就对自己做的内容产生了怀疑——“内容的世道可能变了”。

  微博刚兴起的那些年,王恺在微博上看到网友拍摄的社会突发事件,让他感到“震惊”。他想,如果换他去拍,或者拍摄者是稍微会拍一点的普通人,这些画面给受众们的震撼、体验要比文字全方位得多。那时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率先死掉的可能就是社会新闻。”

  后来,他甚至怀疑起了自己所做的文化类报道的价值,文字是这些内容最好的呈现方式吗?即使仅谈写作这一个维度,三联业已形成的一整套写法是最好的吗?

  “内容不死,但总得搞清楚内容是什么你才不死啊”,他认为,早年间很多说内容不死的记者“可能根本不理解内容是什么”——当然,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说得清。

  王恺在三联的最后一次大任务是采访侯孝贤。按理说,这位极少接收媒体采访的名导能和他聊了一个小时,应该是件很得意的事。但王恺却说,在整个采访和写作过程中,自己的兴奋点寥寥。

  写作框架、需要什么样的素材在采访之前王恺就已经想好了,“没有创造的感觉”让他感到疲惫。

  彼时,恰巧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创办的活字文化也想做新媒体,这个机会让王恺有高度的自由去探索,这让王恺动了心。即便对新媒体的玩法还没有成熟、清晰的想法,但秉承着“总得做点什么新东西”的想法,他最终还是离职了。

  王恺说自己对新媒体的玩法没有清晰的想法并不是开玩笑而已。2016年是直播元年,但实际上“日刻”早在2015年12月份就开始策划了。不过那时,直播还没有被吹成风口,日刻也没有被敲定就是个直播项目。

  王恺感慨最初就是“瞎做”,当时团队只是模糊地觉得,新媒体应该以影像为主,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短视频节目。但做短视频既烧时间又烧钱,少量团队还无法保证出产量。王恺判断这个项目不能这么做。“这个事儿做不了,做不了怎么办,硬做吧”,王恺说。

  日刻的产品形态最终确定直播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创业在即,王恺开始频繁接触平台方、从业者和投资人。2015年底,腾讯的一位内容购买者找到王恺,说腾讯要上马直播平台,希望和日刻合作。

  那时的直播以秀场为主,“还是很低俗的内容”,王恺觉得直播早晚会有消费升级,值得一做。而且,做直播的话,腾讯的新闻客户端专门开直播栏目给日刻做推广,但做短视频就没有这种渠道红利。

  可具体到怎么做内容,腾讯和日刻“都是糊涂的”。腾讯的负责人建议他,既然有这么多文化名人的资源,比如北岛、金星等,不如就请名人做直播。

  王恺找了活字文化的几个知名作者,如周有光、叶嘉莹等,但活字的作者年龄偏大,不愿意做直播;具有社会公众人物属性的金星则不愿意第一个做。

  随后王恺开启了“杀熟”模式,“逼”着私交甚笃的知名导演田沁鑫“上马”。可是王恺依然惴惴不安,内容应该怎样做依然毫无头绪。

  在和腾讯讨论后,他也只得到了一个“很粗糙”的方案:“他们说,很简单呀,拿个手机和稳定器拍就行了”。

  最后还是王恺和田沁鑫敲定的内容,带几个演员直播讲讲《北京法源寺》这部话剧有关的东西、法源寺的历史和场景。

  等到拍摄那天,田沁鑫问王恺是否准备了主持人,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愿意上镜。无奈之下,王恺对她说“你自己主持吧”。

  所幸效果不错,第一期观看量有十多万。王恺事后总结,田沁鑫和几个演员毕竟是演艺行业出身,而且由于她导过这个题材的话剧,愿意讲、也了解法源寺。顺便和演员对对话剧的台词,“也蛮有意思的”。

  随后的直播,点播量有高有低,如《日刻考古:实地踏勘海昏侯墓园》点播量高达60、70万;茶文化类、还有一些艺术展的点播量却相对较低,而且这些点播量不高的直播还花费了很高的时间、资金成本。

  “我迅速把它停掉,这事儿不能做(直播)”,王恺说,“至少我知道了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后来日刻也尝试着追一些社会热点和话题,策划了《“辱母杀人案”中暴露的线年,我们为什么都爱西游记》、《老龄化趋势下如何面对“尊严死”》等节目。节目以对大家的访谈、或大家间的对话形式展现,结果反响很好,平均播放量也稳定在了11万左右。

  这是让王恺感慨颇深的一点:哪怕在内容泥沙俱下的新媒体发展初期,人们依然不排斥从直播上观看很深刻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他称之为“杂志化”的直播。

  王恺认为,日刻无论是文化类还是社会类选题,话题的选择、策划方向和思想性都和杂志很像。

  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就能实现让数十万人在线观看的效果,这坚定了王恺对于传播形式重要性的设想。

  日刻所属的活字文化在与北岛、豆瓣的合作中,首次尝试了音频这一表现形式。今年,日刻会尝试做5到6个比较大的音频项目;他还在策划一个与“吃”相关的项目,目前已经有几家平台想要拿这个项目的版权了。

  王恺觉得做饮食,写文章、甚至写书都不好玩,他想邀请一些“真正有意思”的人来讲一百道菜。比如《我的川菜生活》作者石光华,讲回锅肉,“猪来自哪里呀、肉怎么卷啊、我文革的时候怎么做、80年代怎么做……”形式可能是音频,也可能是视频脱口秀。

  他认为自己的赛道不是直播,从来都是内容。他觉得随着VR、AR的兴起,直播可能马上就会被淘汰。在他眼里,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把一个内容玩出花来才是最根本的。

  这两年,互联网技术的创新让越来越多“真牛逼的人”靠内容本身迅速崛起,这让王恺感到亢奋:“这真的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每当提起互联网,王恺的声音都会不自觉地上扬,互联网在他眼中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互联网的出现造成了更全面的民主,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一次更大多数人战胜少数人的民主”。

  他现在回忆起《三联生活周刊》和纸媒鼎盛的那些年,“朱伟把我们保护得太好了”。他说朱伟创造了一个“乌托邦”。

  “他天天夸我们,你们的稿子写得是最棒的。他跟我们说,你们除了把稿子写好其他什么都不用管。”结果有一次年终聚会,他们几个人和朱伟在办公室喝酒,朱伟喝到“老泪纵横”,说今年三联终于没有被主管部门找麻烦。“哦,原来他的压力这么大”,王恺感慨。

  今年3月底,王恺在腾讯为一群想从事直播创业的人做培训。他准备的自我介绍是“我以前在三联做过什么什么、我做了10年”等内容,他当时认为这只是流程化的介绍并没有多想。

  结果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你以后不要再说自己是三联出来的了,澳门永利娱乐我觉得它没有给你加分”。

  “啊?已经这样了吗?”王恺说,当时他觉得很“尴尬”,但并没有“震惊”。他的朋友补充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你应该说你用户是多少、融资额多少。”

  出来这一年,王恺见过了无数的人。比如那些投资人,有谈一次、谈两次就合作的,也有谈很多次最终也不行的,有投资人因为他曾经效力三联就愿意和他合作,也有人因为他是传统媒体人就不理他的。

  “所谓真实就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砸到你面前,逼着你不停往前走。”王恺一直在试图“跳出来看自己和行业”,他说这是“被逼的”。

  王恺觉得自己就像是话剧《赵氏孤儿》里的孤儿一样,里面有一句台词让他很受感触——“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孤儿了”。

  “原来三联并不是一个光环,它只是一个符号、永利娱乐是过去,你不能拿它骗自己”,王恺说自己从来不觉得这对他是光环,但他依然有些许的感慨:三联这个曾经的乌托邦,破碎了。

  王恺偶尔会想,一个诞生于知名媒体的写作者,即使这个体系里的所有人都夸他写得好,但当他离开平台的保护伞,并不见得会受到欢迎,别说叫座,甚至叫好都不太可能。

  “你不觉得以前的记者,就像是中世纪懂得拉丁文的牧师吗?”王恺说,互联网打破了这个阶层赖以生存的信息垄断权。

  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另一面:从前对内容好坏的评判体系瓦解了,当上个时代的写作者被一个个抛出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所生产的内容的好坏无所遁形。

  虽然王恺自己其实也很难讲明白新媒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但他说自己找到了“调性”。

  有一次,一个投资人用一套公式算出来日刻的A轮估值是3500万。不仅如此,他还劝王恺现在不着急用钱可以先不要融,因为估值也许马上就能涨到几亿。

  日刻是一个纯粹的内容创业公司,其盈利模式就是拍一部视频,平台方给些版权费;和其他平台联合做些知识付费产品然后获取分成。

  王恺提起这件事儿不忘调侃,“如果非要说内容产业有什么商业逻辑,大概就是钱都涌到这来了,砸也能砸个公式出来。”

  刺猬公社是聚焦内容产业的垂直资讯平台,关注领域包括纸媒和数字出版、互联网资讯和社交平台、视频音频平台、影视文娱、内容创业和自媒体、二次元,以及VR/AR和人工智能等未来内容发展方向。微信公众号ID:ciweigong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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