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永利娱乐

反思“文革”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肆意践踏
急速飞驰 2019-07-18

  恩师邹化政先生离开我们快10年了。匆匆10年恍如昨日,每每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作,常常浮现先生的身影,感觉先生就活在我们的哲学世界中,其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哲学后人。提笔写这篇纪念先生的文字,我突然想到了著名诗人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确,邹化政教授对于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发展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先生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化,反而愈加清晰深邃,启示着后人如何去真实地走近哲学、思考哲学。

  我是1983年7月从兰州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于当年9月直接考取了吉林大学哲学系邹化政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攻读西方哲学史专业德国古典哲学方向。从祖国大西北奔赴大东北投奔邹先生门下读书,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是国家恢复高考后兰州大学哲学系招收的第二届本科生。当时文史哲是热门专业,而法律、经济等应用型专业由于刚刚起步。坦率地将我一开始对于哲学还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就我心中最钟情的还是中国文学专业。但是教我们《美学原理》课的高尔泰教授让我对哲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高尔泰是国内“主观论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侧重从人的视角来切近美学与哲学研究,对我以后的学术思考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的美学课堂上,我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稿》,正好当时中国开始重视人道问题和异化问题的讨论,高先生在《哲学动态》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异化现象近观》,至此我就开始了关注文化问题以及异化问题,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专门讨论异化问题,由异化问题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再到马克思对人的关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内哲学界讨论得非常热的领域。国内有几家杂志刊发了一些像高尔泰先生这样非常有见地有启发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成了我哲学入门的起点。

  到了大四毕业准备考研时,因为我家地处关东文化环境的赤峰市,对于关东文化氛围比较亲切熟悉,就想考吉林大学邹化政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当时专门去兰州大学图书馆查阅邹化政教授的资料,遗憾的是他的书我没有找到。但我很幸运地找到一本匡亚明先生的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论邹化政与修正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匡亚明写这本书时任吉林大学的校长,这本书是我开始了解邹化政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切入点。通过这篇文章我了解了邹先生在西方哲学领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领域有着自己特别独到的见解。

  所以我当时情绪很激动,就给邹先生写了一封信:“我虽然没有读到您本人的论文,但间接地感觉到您对学术的这种分析的执着,我还是非常仰慕的,我想报您的西方哲学,进行系统的哲学学习与研究。”邹先生很快给我一封很长的回信,大致内容是讲:“欢迎你报考吉大,虽然你没有读过我的书,我的书确实很少,但是我现在有一些讲义,这些讲义我会委托我的学生孟宪忠给你寄过去。”过了不久,我就收到了孟宪忠学兄给我寄的邹先生的几本油印讲义。虽然邹先生的学术语言比较晦涩,但我读这些资料真可说是如饥似渴,先生的康德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讲义,把整个近代哲学的逻辑脉络分析得非常清晰,所以我那年如愿以偿,考到了著名的吉林大学哲学系,开始了对德国古典哲学专业研究生的研读。在吉大读硕士的三年时光对我后来的哲学研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特别是邹化政先生根本上转变了我的经验式哲学思考,让我开始学着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哲学?”三年硕士研究生生活,我有幸与邹化政先生接触比较多。邹老师一生淡泊名利,甚至忽视生活小节,但是在对弟子的要求方面确是非常严格,因此追随邹先生学习哲学的过程远比我想象的要艰巨得多。在教学方面,邹先生就亲自全程为我们讲授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黑格尔《逻辑学》题”,“西方近代哲学专题”、《资本论》中的人学原理”等课程。在这方面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应该说是比较幸运,比较完整地领略了邹先生的哲学思想。

  从求学到工作,我仅在国内就先后经历过兰州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校,接触过众多高校学者,但是应该说邹化政先生是我接触过的比较独特的老师。说独特,是因为邹先生在治学、性格、为人处世的方式、对生活的态度等方面都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我记得苏联学者阿尔森·古留加在其所写的《康德传》中讲到康德的一生时,说康德生活简单刻板,是一位深居简出的学者,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柯尼斯堡,但是他的思想却超越现实时空限制而影响了全世界。古留加对康德的这种评价,常常让我想到了邹化政先生。邹先生的人生轨迹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为弟子,我先天愚钝,的确没有资格评价导师。这里我想结合我与邹老师的求学交往经历,谈一下我个人的印象与感受。

  邹先生讲课时是完全忘我的投入,是一个活跃在自己思想当中的人。记得1984年春天学期,邹先生给我们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课程安排在上午,我负责早晨到老师家里接邹先生到文科楼的研究生教室。几乎整个一学期的课程,每每走出家门时,师母都帮着邹先生把衣着穿戴干净整齐。先生讲课基本上不看讲义,大多在闭着眼在自己思维的海洋里遨游,他对西方哲学发展的逻辑脉络可以说是烂熟于心。我们每个学生的神经也跟着高度紧张,奋笔疾书,唯恐跟不上老师的逻辑思路。但邹先生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有时讲课讲到激动时,就直接用衣服袖口来擦黑板。结果是一上午的课程上完,先生的衣服几乎成了花色——满身沾上了粉笔末子。求学期间我们经常到先生家里去,每次进屋落座,弟子们免不了要向邹先生嘘寒问暖,每每涉及这些生活话语,除了郝师母与我们交谈外,先生几乎一直无话,在一旁看着我们。但是一谈起哲学话题来,邹先生就像换了个人,立刻来了精神兴致,让我们学生都插不上话,我们只有静静地去听去想。

  老师生活不拘小节,我记得有一次邹先生一边闭着眼讲课,一边点烟,抽烟时把香烟拿倒了却全然不顾,我们做学生的只好壮着胆子去提醒先生,师生间然后会心地一笑。正因为邹先生有自己充实的精神世界,视哲学为自己生命,所以我感到先生的人生心无旁骛、简单而干净。先生一生坎坷命运多舛,生活不拘小节没有规律,却活了83岁,可谓高寿之人。我想如分析个中原因,充实的精神世界是其决定性因素。

  邹先生常常率真得像个孩子,养猫,看武侠小说,听京剧——这是邹先生在哲学之外的三个爱好。我记得邹先生家里最多时养了三只猫,有时候高兴起来,还和我们交流一下“猫的哲学”。先生认为猫通人性,不虚伪,不背叛主人。而且当你怀里抱着猫时可以更真切地去感受人与世界的关系。邹先生看武侠小说非常痴迷,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先生几乎全部读过,还有时告诉我们说,武侠小说里面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侠义精神,值得好好琢磨。

  1986年7月我硕士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哲学系任教,当年11月邹先生受聘为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并在山东大学哲学系讲学一周,我做全程陪同,澳门永利娱乐在忙里偷闲游览了济南三景(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之外,邹先生还让我陪他去山东大学老校洪家楼的书摊上租武侠小说来看,可见其对武侠小说的钟爱。邹先生对国粹京剧的喜爱更是出了名的,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痴迷京剧,学习之余常常到位于北京西单的长安大戏院(新戏院于1996年9月重张开业,迁至东长安街北侧光华长安大厦内)看一些京剧演出。据邹先生亲自对我讲,当时他已经是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的老师,是带薪上学,经济条件相对好一些。所以在北京求学期间,马连良、谭富英、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裘盛戎、言菊朋京剧名家的演出他都看过。我听后真是羡慕不已,邹先生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京剧繁荣期,北京城名角荟萃。这种京剧盛况恐怕很难再有了。邹先生喜欢老生行当,尤其对谭派老生情有独钟,如对谭富英老生的戏百看不厌。受先生的耳濡目染,我毕业工作后也逐渐喜欢上了京剧。我所执教的山东大学地处京剧重镇济南市,学校的京剧氛围也比较好,加之学校与山东省京剧院毗邻,使得我在山东大学执教的时光(1986—1998)恶补了一下京剧文化,那段时间也有幸结识了方荣翔、张春秋、宋玉庆、薛亚平、宋昌林等京剧名家,留下了美好的人生记忆。有一次我回长春去看望邹老师,天成、大志、振林诸学兄学姐一起同老师聚餐,酒过三巡、兴趣所至邹先生还和弟子们唱起了京剧,记得当时先生唱的是谭派名剧《洪洋洞》的唱段“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先生微眯着眼睛唱得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兴趣所至,酒桌上我还斗胆唱了一段花脸,是裘派代表作《铫期》的唱段“皇恩浩调老臣龙庭独往”。记忆中这是我与先生交往中最轻松的时光。

  到了21世纪的最初几年,邹先生因为身体原因又搬回到了吉林大学的东朝阳路宿舍,记得我从北京又一次去看邹老师,我那时已经从山东大学调到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特意在北京的音像店给先生买了几盘原版京剧磁带,其中一盘是马连良先生演唱的《借东风》,邹先生高兴得不得了,立即打开磁带来听,完全忘记了自己身体的不适。

  邹先生的一生有20多年是在曲折坎坷的苦难生活中度过的,今天看来,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坚持真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间接从匡亚明先生所撰写、刊载于《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的长文《论邹化政的修正主义》中得以证明。这篇长文有3万余字,之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论邹化政与修正主义》为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10月出版了单行本,共68页。书中最后8页为附录,收录了邹化政先生的两篇会议发言记录稿,也是作者批判的主要标靶。该书写于近60年前,它不是一本普通的著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份见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磨难的著作。记得我1982年准备考研时偶然在兰大图书馆找到这本书,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还抄录了好多邹先生的哲学观点。这里选读几段邹先生的言论还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其一,是邹先生1957年4月16日在高教部沙林同志召开的长春市大专学校政治课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听到很多同志发言后,我感到还有些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很多同志都只强调到实际工作去搞几年,就能克服教条主义,但在我看来做实际工作虽是克服教条主义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一个基本的方面,不过只靠这一个方面是解决不了教条主义问题的。要克服教条主义,还有一个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多读书、多研究。现在对我们来说,不是书读得太多了,而实在是读得太少了。……只学习时事、听报告、学习‘八大’文件,对于从各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不够的。”

  其二,是邹先生1957年5月18日在东北人民大学党派和无党派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全面系统地概括实际来发展马列主义需要时间,需要像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中所需要的时间。我们过去的培养只是使马列主义科学工作者拜倒在领袖的研究成果之下,而完全放弃了自己在马列主义科学事业上所应该负担起的任务,不敢创造与发挥,这是不对的。马列主义科学只靠政治家、领袖来发展,是不行的,此外还必须依靠专门的学术工作者。”也是在此会议上,邹老师呼吁要“打破政治理论教员在学术上的沉闷空气。这种沉闷主要表现在:有些人不敢研究在马列主义领域的科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怕犯错误,因此,只是等待权威人士下结论以后才敢开口。领导应当支持把科学认识的问题和政治品质的问题分开。”

  其三,邹先生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手稿里,曾经就自己的哲学研究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个计划,是庞大的;但我愿以毕生的精力、全力以赴地来从事这个工作。我工作的目的,不是梦想会做出什么伟大成就来,而仅是企图对哲学今后的发展,提出问题——当然即使如此,也许得到的结果是完全失败的。这样,我便必须有这样一个精神准备:宁愿作失败的牺牲品,即使被人斥责为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也好。”

  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领导人陈云同志倡导我们的领导干部要“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如果按着这一标准回头看邹先生的这些言论,不啻说是很好地践行了陈云同志的要求。然而处于举国反右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不唯上,只为实”呢?因此,作为吉林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写出这样的批判邹先生的论著就不足为怪了。与之相应,邹先生因其这些“过分坦率的发言”也开始了长达22年的分子角色,后来又成为全国知名的分子,甚至又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幸运的是,后来的中国历史有了倡导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邹先生才和许多中国人一样迎来了人生命运的转变。听吉大的老师们讲,改革开放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曾专程回到吉林大学,就曾经发生过的这段历史向邹先生道歉,并为邹先生摘掉帽子恢复教职做了诸多实质性推进工作。看起来匡先生还是一个良知未泯、敢于正视自己过去并纠正自己错误的人。

  到后来,二人不计前嫌,不但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且成了惺惺相惜的学术挚友。记得是1985年5月,受匡亚明先生之邀,我陪同邹先生去山东曲阜,当时邹化政老师曾写过一本《先秦儒家哲学新探》书稿,时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匡亚明先生最先看到此书稿,非常认可。于是在他去山东参加孔子学术会议时,就邀请邹先生来山东就该书稿作一详细交谈,以促成书稿的出版。匡老当时也正在写一本书叫《孔子评传》,也想与邹先生一起商讨有关孔子哲学的相关问题。以此为契机,我陪邹先生来到了山东曲阜,在此期间我才真正领略了邹先生和匡亚明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见面时匡亚明先生说:“请你来山东见面交流,其实也是想修正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并表达一下对邹老师学术思想的一些看法。”当时匡老已经是年逾八十的耄耋老人,但是言语中传递出了对邹先生学术思想的热情鼓励和肯定,并向山东的齐鲁书社积极推荐此书稿。但阴差阳错,最后这本书是1990年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得以出版的。时隔三十年,在邹先生《先秦儒家哲学新探》的出版“后记”中对匡先生致敬,尊之为“匡老”,并“致以终生难忘的谢意”。

  这是我亲历的一段匡先生与邹老师的交往。也许,无论对于匡亚明先生还是邹化政先生,已过去的那段经历已成往事,太纠结已无意义。重要的是要面向未来,面向心中一直在坚守的、“人生最重要的”的东西。也许唯有这种心胸,邹先生才在临近退休的年龄迎来了学术的黄金期,为中国哲学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独到贡献。

  我们这届研究生可以说是从邹先生那里受益最多的。初入邹先生门下,首先要做的功夫就是如何进入真正的哲学思考?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需要解决的则是哲学观念变革的问题。当时在吉林大学哲学系,以高清海教授为首的哲学家群体正在发起一场哲学观念变革的“哲学革命”,在国内的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邹化政先生则是这一哲学观念变革的有力推动者。在吉林大学,学生们心目中的邹先生是真正的“形而上学大家”,许多学生的纯粹哲学思维的训练都绕不开邹老师的影响。尤其是就我个人而言,虽说是哲学科班出身,但是所受的哲学训练可谓是按部就班的经验哲学教育。哲学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要想真正进入哲学思考,就需要重新确立哲学的立场。这对我说来是一个比较严峻的工作,学习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正是通过邹先生关于哲学理论与哲学史专题的系统讲授,我完成了重新清理地基的工作,逐渐步入了真正的哲学天地,开始了在一片真实的哲学沃土上的耕耘。

  邹先生学贯中西,无论是对于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有其独到的见地。对于我们后学而言,追随邹先生学习,就好像徜徉在哲学的殿堂里,时时接受着哲学的滋养,真是一种幸运和幸福。时至今日,对于自己弄不太懂的哲学问题,常常还要捧出邹先生的书来阅读、领会,大有常忆常新之感。邹先生不拘一格,因材施教,特别倡导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独特性思考。我由于在读大学时受高尔泰先生的影响偏爱美学和文化哲学,所以在思考毕业论文是想选德国美学的题目,对此同样得到了先生特别的鼓励。最后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康德的审美心理机能理论及其影响》,文章的核心部分后来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上,这对于我后来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现在想来,邹先生在哲学学术上对我的最深刻影响,主要还是在哲学理念和哲学立场的层面上。这集中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在邹化政先生的哲学理解中,“人”始终是哲学建构的轴心。强调我们思考一切哲学问题都不能离开“人”这个轴心。今天,哲学界谈及吉大是“有哲学”的地方,我想从最根本处说,所谓“有哲学”,恐怕还是这种哲学的人学立场。

  无论是高清海先生强调的“哲学的奥秘在于人”,还是邹老师讲的“哲学即人学”,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守护着这种哲学信念。思想是时代的先声。粉碎“”以后,中国迎来了思想解放,大家都在反思“文革”,反思“文革”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肆意践踏。而吉大的思想者们针对曾经的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哲学禁锢,鲜明地亮出“哲学的奥秘在于人”、“哲学即人学”的旗帜,无疑是具有强烈而自觉的使命担当的。

  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说高清海先生强调“哲学的奥秘在于人”体现的是一种时代的呐喊的话,则邹化政先生主张的“哲学即人学”更富有一种哲学学理上的严密论证。这里,我想以邹先生生前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上的文章作一说明。邹先生认为:“凡为人所称道的一切实在性,如自然、社会、思维、艺术、宗教、哲学、科学和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其中的一切个别事物,都是对人显现着的实在性。而对人显现着的一切实在性,都是为人的意识所显现,从而它们在这显现中,都是意识。”邹先生以中外两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来说明这一道理:先秦哲学家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和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在邹老师看来,以上的这两个哲学命题都有着无可争辩的真理性,因为人不能脱离人的自我意识而有其对人显现着的万物存在的实在性,即我们所有的对世界万物的表达首先是一种“意识的存在”,这是无可怀疑的。广义的哲学即人学的原理,其实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原理。

  接下来,邹先生从人的“意识的存在”的无可怀疑性进一步推论“人的存在”的客观实在性:“意识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但意识的本质是精神,是精神活动的表现,而精神活动不是一个自己可以说明自己的自足性,它必须有其负荷者为主体。它也不能以绝对虚无为其负荷者为主体,因为绝对虚无只能从虚无到虚无,决不能从中表现出任何实有的实在性来。”邹先生举例说,几何学所谓的“点”,如果只是一个绝对的“虚点”的话,那么它在三维扩延之量的永恒延续中,也只能是一个绝对虚空的空间。所以,“精神活动在其意识表现中的主体,必须是一种实有的存在者。”这就是说,人的思维活动清晰明白地表明了人的自我的存在,思维和意识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它进一步确保了作为思维和意识的主体(载体)的自我的实在性。而这个“实有的存在者”就是作为主体的“人”。

  邹先生进一步指出,意识与人的存在的统一性,是“哲学”可以立足于其上即哲学创生的逻辑前提。“人的存在只能作为一种客观内容,表现在人自知其为人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意识里。”如果说哲学的出发点是“人”,那么“人道”就是哲学的研究对象。“而人道的表现,就是人的真理系统作为一个意识界的实在性,它也必须是一个以人道为根据的主客统一性。”由此邹先生强调,“人道即天道”,哲学要从“总体性”上去把握和统摄意识与人的存在的统一性。这种总体性含摄“为意识所显现着的自然、社会等等作为意识的规律,甚至人所创作出来的艺术、宗教、哲学、科学以及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规律。”

  正是在此意义上邹先生才特别强调“哲学不是别的,它就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人学。”哲学作为人学,是人对其“人道”的最高自我反思,并在主客统一的前提下真正达到人的自我意识自觉,进而有效指导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人生航标提供最高的立足点和原则。邹先生生前曾经有一个庞大的关于作为哲学的“人学原理”的写作计划。

  “首先,是要论述意识之所以为意识的直接性,以及它的存在系统,和这个存在系统的主客统一性。其次,意识的本质是精神,是人的精神活动或精神属性,因而论述的进程,必须从意识的主客统一性,转向精神的主客统一性。它涉及精神的创造性及其一切无意识的领域。最后,意识与精神的统一,就是人性,而人性就是人道作为一个意识的主客统一性的总体性。人只有在人性表现其社会存在规律的制约中,才能进入本身的实践活动,于是人学原理最后告终于人性的具体主客统一性。

  天妒英才,今天我们无法见到邹先生这一庞大的“人学原理”的问世,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哲学是人学”这一信念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邹先生哲学致思的全过程,无可怀疑。人有人的世界,哲学就是人的世界的最高根据和理由。我们可以确信,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哲学才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

  黑格尔哲学是邹先生一生的学术挚爱,在国内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者当中,真正把黑格尔哲学精神理解透彻的并不多见,邹先生可说是其中的一位。追随邹先生研习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是一块硬骨头。先生在为我们讲授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提出了一条重要的黑格尔理解和说明世界的原则——“逻辑在先性”,这一原则对于我们总体上把握黑格尔哲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初邹先生为我们发的讲义,我记得名字就叫《逻辑在先性——论黑格尔说明世界的原则》。后来据吉大高文新老师给我讲,早在1979年,邹先生就为他们那届研究生专门讲授过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原则,之后不久邹先生还就此问题与国内知名的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张世英先生做过深入交流。此前自己在研读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常常囿于黑格尔“唯心主义”、“头脚倒置”等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忽略了对黑格尔哲学“真精神”的领略。而邹先生所提出的“逻辑在先性”的哲学理解原则,对于我真的有茅塞顿开得之感,好像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黑格尔哲学之门的钥匙。今天,我们可以通过邹先生的《黑格尔哲学统观》一书,来概要把握“逻辑在先性”所要表达的基本内涵。

  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一书中,曾将“时间在先原则”与“逻辑在先原则”的区分作为其辩证逻辑的基础,指出:“自然在时间上是最先的东西,但绝对prius[在先的]的东西确是理念;这种绝对prius的东西是终极的东西,真正的开端。起点就是终点。”对于黑格尔的这一表达,邹先生解释说:“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都在表达这样一个基本观念:本体不是一个自身存在的现实性,它只是一个贯通在宇宙体系或存在过程中的一个共相,一个表现在包括人的精神现象在内的统一基础;它存在,但它的存在不是别的,整个宇宙的存在过程,便是它的自身存在的现实性。本体不能在它抽象自身中就是存在,本体自身与它的存在,是在二者相互区别中的一个同一性,是本体自身作为本质,与宇宙存在过程中的一切事物作为现象的对立统一,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这就是说,黑格尔这里所讲的“绝对prius[在先的]的东西”即是指思维的先天性与先验性,主要是指思维规律的逻辑先在性。而这种思维的先天性与先验性,究其实质就是思维的规律,但它不是先天存在于思维中的某种现实性,而是思维对感性的一切直接与间接的固有关系。在邹先生看来,逻辑在先性原则“是贯穿黑格尔《逻辑学》乃至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基本观念。”沿着这一把握方向,我们对于黑格尔哲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黑格尔认为所谓世界无非就是一个辩证发展的理念,这个世界或者理念的发展经历了“正、反、合”的过程,也就是逻辑、自然和精神这三个环节。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将“逻辑”把握为“自在自为”的理念,将“自然”视为“异化或外在化的理念”,而“精神”则成为“由它的异在而返回到它自身”的理念。黑格尔认为自由的“精神”也就是“自然”中所蕴含着的内在目的,这种目的性贯穿于整个“自然”之中,表现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最终成为作为有机统一体的生命。“自由的精神既存在于自然界之先,也同样存在于自然界之后,而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形而上学理念。正因为如此,自由的精神作为自然界的目标是先于自然的,自然界是由精神产生的,然而不是以经验方式产生的,而是这样产生的,即精神以自然界为自己的前提,总是已经包含于自然之中。”自然发展的顶点就在于将自身的外在性扬弃掉,从而复归于自由的精神,精神作为自然之真理和终极性目的,也就是理念的真正实现。总之,世界作为“理念”的辩证发展,是在一个“逻辑在先性”的意义上呈现的。

  由此推而广之,我们通过对于哲学史的考察,就会发现“逻辑在先性”作为哲学解释世界的基本原则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也是我们解读中外哲学史乃至理解哲学(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既然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在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那么当哲学以思维和理论的方式表达时代的内容时,其独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今天,时间在先性的思维方式依然是人们最常见和最常用的思考路径,但时间在先性恰恰不是把握哲学的思维方法。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一章第四节向黑格尔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人类出现之前自然界是否存在?”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科学的提问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时间在先性的思考方式,因而这种提问更像是科学的追问而不是真正的哲学提问。现代科学告知我们,在46亿年前,地球诞生了,宇宙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38亿年前,而人类起源的时间在距今约700万年。毫无疑问,从时间上说,自然界的存在远远早于人类。但是黑格尔的从“理念”到“自然”最后回到“绝对精神”的三段论展开,绝不是时间上的展开,而是说明世界的逻辑原则。联想到中国哲学,老子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宋明理学强调“理一分殊”,这些都反映了逻辑在先性的要求。

  由此看来,以逻辑在先性原则来展开思考,这甚至是区别哲学思考与非哲学思考的重要界线。囿于经验论证方式的哲学理解,是不可能领悟哲学的真精神的。邹先生通过对黑格尔这一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哲学解读,让我们消解了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的纠结,而在一种新的哲学基点上去展开对哲学史及哲学的思考。

  1990年5月,几经波折,邹化政先生研究中国哲学的专著《先秦儒家哲学新探》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先生有关儒家哲学和中国哲学研究的代表性作品。据邹先生自己讲,本书原为10余万字的《论孔子》手稿,在匡亚明先生的鼓励下,将手稿扩展成百余万字的《儒家道统新论》,之后又经积年沉淀,浓缩成现在42万多字的《先秦儒家哲学新探》。这本书出版后,并未引起应有的学术反响。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其一,学术界对于邹先生的了解多是基于西方哲学的成果,在专治中国哲学的学者圈内了解度不够;其二,本书印数只有1000余册,发行量少必然限制了其传播。但是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的学术价值还是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正如学兄李景林教授所言:“邹师此书的特点,不在于对儒学作细部的解释,而是以一种新的诠释理念和宏观的哲学视野,对儒学作出一种现代意义的理论重构,以应对儒学在现实境遇中所面临的种种理论问题,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穿透力。”

  笔者上大学时所读的中国哲学史教材,是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总体感觉其一是意识形态味道很浓厚,通篇贯穿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其二是没有从中国哲学的演进特点去梳理其逻辑脉络,而是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哲学人物,一律用一种解释框架来裁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如宇宙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等。我觉得这说到底,还是没有找到“到底如何言说中国哲学”的路数。以至于后来,中国哲学界还曾经发起过“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哲学界的自我反省。而邹先生所著的这本《先秦儒家哲学新探》,走的是一种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研究思路,说得更确切些,是“哲学家”在研究“哲学史”,这需要研究者本人首先要基于自己一定的哲学世界观去解读哲学史。因此邹先生在本书的“导论”篇中,首先着重阐发的是自己的哲学观——即对“哲学的本质”的理解,即提出一种超越中西方哲学视野的、总体性的哲学观,然后再以此为“拐杖”,来反观和诠释儒家哲学,并对之作出体现“哲学自身”的意义定位与理论重构。

  的确,真正的哲学问题所具有的价值应该是永恒的普适的。不同民族的哲学的确有个性上的差异,但是在其最根本点上,总要面对人之为人的共同的人生大问题,进而提出解决这些人生问题的大思路大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天下水相同”。在邹先生那里,既然“人道即天道”,哲学要从“总体性”上去把握和统摄意识与人的存在的统一性,那么这一“人学原理”是如何体现于中国哲学的传统之中的,就成为解读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基本价值诉求。究其总体而言,邹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所展示的就是以“天人关系”为出发点的“人道即天道”的哲学原理。

  首先,如何看待天人关系?邹先生指出“所谓天人关系,就是人和天道的关系。就其现实性而言,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中同归于天道,其一般意义则是: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是天道以自然为中介的表现,天道是人的固有本质,而人伦的一切也理应是天道本身的一种最高体现。”天人不二,在中国哲学的视域中,天(自然)永远是作为人的生活环境而出现的,正所谓“道不远人”,人的社会存在规律是人在对以天道为基础的自然界的固有关系中呈现的,只不过要通过人的创造性实践予以实现。我想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历史规律的“似自然性”——既是客观的又需要人积极有为的能动参与来实现。

  其次,中国哲学视域下的“天人关系”是如何表达的呢?邹先生认为,对于“天道”问题的追问,中国不同于西方,即不是一开始就追问“万物的本原是什么?”因为这一观念早已是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即人伦意识奠基其上的一个基本观念了,“在中国人看来,整个世界从现象上看是一自然与人伦世界的统一体,它的最终根据是一个以超自然本体为基础的规律系统,这就是天道。可见天道是超越世界之时空性的;但反过来说,它又是与这种时空性相统一的,因为自然和社会中任何事物,都以天道为基础因而是天道的具体表现,它们都可以作为天道的环节而扬弃并包含于天道之中。所以天道是天地万物最高而具体的统一性,是时空与超时空的最高统一,是整个世界的现象与其根据在本体和规律基础上的最高统一。”显然,天道即人道,天道所表达的不仅是一个自然性,更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推而广之,万物总体乃是以天道为基础的万物总和,人也是万物总体中的一分子,也是天道的一种表现。天道的展开是有不同层次的:自然万物的多样性是第一层次,人的人伦世界是第二层次。中国哲学所致力于的则是谋求天(自然)人相通的前两个层次的统一,即天道。天道既是自然的实体,也是社会伦理的实体。中国哲学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就是中国哲学的天道观念所固有的哲学精神的必然表现。

  最后,对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核心特征,邹先生的一个基本判定是:“中国哲学,不论是在开端上还是在发展中,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在表达天道作为自然实体与其作为伦理实体的这种最高统一性。因此,天人关系作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对中国哲学说,便不单纯是一个理论理性思维规律中的主客统一性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理性统辖理论理性的整体思维规律之中的总体的主客统一性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实践理性的思维规律,总是占有首要的地位。”这也就是中国哲学为何以人生哲学作为基本呈现特征的原因所在。

  因此,以人为中心,进而追求人道与天道的对立统一,这是中国哲学最为突出的特征,古代各家哲学体系尽管观点不同,但是都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这一基本价值追求。例如在儒家哲学那里,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需要展现为“可以名、可以言的人知之知”,“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有知有识,自觉而有为地择善而固执之,然后才能在以天道为基础的‘克己复礼为仁’的伦理规范体系的制约中,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地对待万事万物的无为之境”。

  在道家那里,则强调“人与其他万物同为物,同为天道的表现,都有其顺乎自然的本性。因此,人必须行无为之为,出乎自然而不要画蛇添足,牵强附会(有为)地去行动,去顺乎自己的本性”。在墨家那里,则主张“天道之为道,最终以天帝及其臣属——鬼神为最后根源,天道表现的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和物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单纯‘除天下之弊,兴天下之利’的兼爱和互利的功利关系”。而在法家那里,则强调“政治作为社会伦理的集中体现,其规律是以国君的以功利主义为基础表现为法、术、势的统治之道”。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中国哲学特征的总体判定,邹先生才进一步对先秦儒家哲学从孔子,经子思再到孟子、荀子等的哲学思想脉络做了精到的把握,并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地自觉到天人关系的总体作为一个人道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儒家哲学所理解的哲学理性,就必然是一个“实践理性逻辑上居先而统辖理论理性”的理性整体,即是“天人合一”的天道与人道的最高统一。先生对儒家哲学的这一分析,的确为我们呈现了儒学思想的新天地,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作为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邹化政先生极富思想的原创力,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邹先生的这种“形上之思”启迪了吉林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后学,使吉林大学的哲学研究始终以自己的鲜明的个性立于国内哲学之林,产生着重要的学术影响。我记得1986年我们这一届研究生毕业前夕,高清海先生与我们举行毕业座谈,谆谆告诫我们:“为学为人,其道一也。”30年过去恍如昨日,当年号称吉大哲学的“三驾马车”高清海先生、邹化政先生、舒炜光先生都已谢幕,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致思方式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哲学建树。人生代代无穷已,体现一个民族精神追求的“形上之思”还需要不断向未来延伸。吾辈当努力、再努力,切实做到贴近现时代,直面真问题,表达出无愧于我们社会生活的哲学智慧。

  现为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兼任中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韩国成均馆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近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著名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当代文、化哲学》、《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论》、《社会发展的文化诉求》、《乡愁的文化表达》等学术著作6部。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教育部重点课题和北京市重大课题等多项。代表性作品曾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封面号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封面号平台的观点,与封面号立场无关,文责作者自负。如因文章内容、版权等问题,请联系封面新闻。

分享文章轻松赚奖金!
将连结分享文章给好友或是贴至论坛、社群网站上,只要有人点击你分享的文章连结,就可以赚点击奖金,最棒的是,你还有机会可以再赚到一笔可观的【成交奖金】
分享你的专属连结,让生活更美好!